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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国际高中生能否走进教育“内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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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孩子送进国际高中前,北京家长刘静的内心“挣扎了两个月”。

按照最初设想,孩子读完国际高中后就出国留学。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成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对于是否选择国际高中,刘静一直犹豫不决。中考前,孩子说,想读普通高中,考国内高校,不想出国了。

疫情让留学计划遭遇变数。

面对部分出国留学计划遇阻的学生,9月16日,教育部决定临时允许部分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扩招,清华、北大、上海交大等知名高校90个项目均在其列。

看到这个消息,刘静“松了口气”。

尽管,来自国家的政策兜底,让刘静压力减轻。但她始终需要面对这些,“怎么也绕不过”的问题:课程与国内普通高中不兼容,绝大部分人无法注册国内高中学籍,很难转回普高,无法参加高考。

是搁置留学计划中断学业,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走?每个决定背后,不仅仅是对两种教育模式的考量,还涉及国际高中生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

踏上这条路,需要投入更大的勇气应对“不确定性”

“不再有固定的班级概念,实行‘走班制’。”“没有纸质课本。”坐在记者面前,郭天利这样描述他在国际学校的学习生活。

这是北京一所开办较早的公立学校的国际部,具有相当知名度。

在国际部就读,让原本痴迷于数学竞赛的郭天利发现,文学课竟然比数学还有趣,“唯一的遗憾是,英语戏剧课的外教还没能返回中国。”这只是疫情带来诸多不便之一,而更大的影响,将事关郭天利留学计划能否顺利进行。今年,很多国际高中或公立学校国际部毕业生,在拿到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无法前往当地就读,被迫在家上网课。

“选择国际高中的人最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出国留学?”浙江宁波某国际学校管理者马智认为,“有的学生是为了增长见识,有的学生只是为了回避高考,寻找解决替代方案。疫情对后者的影响可能更大。在综合考量成本、安全和灵活性等各种因素后,一些原本对国际高中抱有兴趣的家长,最后还是选择了普高。”

但是,刘静属于前者。她告诉记者,离孩子国际高中毕业还有两年。她笃信,到时候顺利出国留学“应该不成问题”。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对于国际高中的态度不一,但是无可争议的是,一旦决定踏上这条路,需要比以往投入更大的勇气,以应对“不确定性”。

上半年,托福、SAT考试接连被取消。尽管孩子刚读高一,但为了刷分,刘静还是着手为他报考了托福,可一进报考系统,就发现北京、上海等地考点爆满,她不得不“舍近求远”,报考12月徐州考点,“还有朋友的孩子为了参加考试,报了蒙古国考点”。

国际高中招生遇冷,部分学校招生断档

一家国际教育研发与服务机构发布的《高中国际项目发展状况(2019)》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国内已有公办学校国际部(国际班)、国际化特色民办中学等校近1000所,在校生总规模约50万人。

国际高中,一直被中国家长视为另一条“跑道”,需要家庭持续的经济投入。北京、上海等地国际高中每年收费10万至20万元不等,二、三线城市基本不超过10万元。

该报告称,北京、上海两地都有百余所学校实施高中国际项目,新生人数约占当地高中招生人数的8%到10%。

疫情突至,国际高中境况如何?记者调查发现,今年各地多所公办校国际班、民办学校中外课程项目招生遇冷。部分学校没有招满,一批次录取剩余空额与去年相比几乎翻番。

8月初,南京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了普通高中补招信息,多所国际班、民办高中招生缺额达到181人,部分项目出现断档。此外,与2019年相比,部分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和位次下降明显。南外剑桥国际班录取分数下降8分,录取排名下降了3052名。

几乎同时,郑州外国语学校、郑州一中、成都七中万达学校等多所高中国际班启动补录。

其实,国际高中招生遇冷不仅仅来自疫情的影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在疫情发生之前,出国留学已经增长乏力。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发布的《2019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8至2019学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仍然是第一位,超过37万人。但仅比上年增长了6000人,是近10年最少的一年,仅有最高峰时的1/7,连续下降了6年。

赴美留学一直被视为留学市场的风向标,也是国际高中生的首选。

曾丽在一所国际学校山东校区担任高中教学主管。这家国际学校在国内多地开办分校。“受疫情影响,学生们的出国意愿确实有所降低。”她说。

尽管如此,这些国际高中生依然没有“刹车”停止学业,而开始选择“转向”。曾丽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对校内学生的摸底调查:作为留学目的地,美国的吸引力下降了6.48%。许多学生和家长把留学目的地从美国改为英国等欧洲国家。据调查,在宁波的一些国际学校中,很多家长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课程不兼容,转回普高难度大

疫情是突如其来的,但是,国际高中生的困扰则长期存在。在顺利毕业前,因故离开国际高中,还能转回国内普高吗?绝大部分的国际高中生没有这样的选择权。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国内高中学籍。

“通过中考进入中外合作办学高中项目的学生拥有国内高中学籍的,因为这些项目在教育部门有备案。”马智坦言,“但这种情况涉及学生人数非常少”。

“从政策上讲,国际学校颁发的高中文凭被国内认可,国际高中生就可参加高考。”华中师范大学调查评估中心主任胡向东认为,即使没有国内高中学籍,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可以考虑从“高中同等学力”的途径出发,经程序化认定这部分高中生的学力水平,为其确认高考报考资格。

“真正难的是这部分学生学习的内容可能与国内高中有一定差异。”胡向东分析,在现有高考体系中,国际高中生没有优势,他们的英语水平可能略高,但这个优势在高考中体现并不明显。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国内各类国际学校的课程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IB文凭、AP和A-Level课程——前者是国际文凭组织开发的预科课程,后两者分别是美国和英国的课程。

“国际课程与国内高中教育存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国际课程要求多样,成绩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志愿服务、文书、课外活动等其他考核指标对学生有着具体要求。”马智所在的宁波某国际学校采用A-Level课程体系。

在马智看来,“疫情下,国际高中生出国留学受阻,参考A-Level成绩,进入国内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出路”。

分类消化吸纳国际高中生,搞好教育“内循环”

谁来接纳疫情影响下不愿意出国,或者在留学道路上面临困境的国际高中生?

9月9日起,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接连发布增额录取招生信息,向持有国外优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中国籍学生敞开大门,学生毕业后直接获得海外高校的学位证书。

西交利物浦大学招生简章称,此次招生是由于中国学生留学路径遇阻,为解决这一群体的实际困难和需求,“在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安排下”设置。

教育部国际司(港澳台办)负责人介绍,此次扩大合作办学招生不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不占用高校原有招生指标,对高校其他各类招生不产生影响。招生工作遵循双向选择、择优录取、保证质量的原则。

事实上,宁波诺丁汉大学从2004年筹建开始到现在,一直要求拥有中国国籍的学生,必须通过高考进入宁波诺丁汉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副校长沈伟其回复记者:“希望通过综合评价体系增额录取部分国际高中生,分类消化吸纳优质生源,以培养多元化的人才。”

“当前,要打通国际高中的‘断头路’,需搞好教育‘内循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留学分会副理事长陈志文建议,“目前,我们有必要调整相关政策,对这类办学模式适当放开,鼓励更多国外优秀大学到中国办学。在尊重这类大学举办模式的同时,也尊重他们的申请审核制招生模式,方便和国内的国际学校对接,同时,也需要在学历认证上给予必要的配套调整。”

陈志文提醒,在鼓励建立这种独立法人模式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形成国内国际化教育“内循环”的同时,其录取制度一定要保持一致。“比如都是申请审核制,但不宜一部分搞申请审核制,一部分按高考分数。”这次,多所高校增加录取招生,就是鼓励它们搞单独的申请审核制,只发外方文凭。陈志文说,在不影响高考公平的基础上,这一举措给了一些已经走上国际高中教育道路的学生回头的机会。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部分采用化名)(记者 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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